安妮·埃爾諾
瑞典學院的審慎魅力
瑞典當地時間10月6日13:00點（北京時間10月6日19:00點），瑞典學院公布了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Annie Ernaux）摘得桂冠。鑒于她的獲獎評語在中文互聯網上已廣泛傳播，此處不再重復。
值得一提的是，在賽前的各種預測中，安妮·埃爾諾僅能算熱門人選之一。由于諾獎委員會從不在賽前公布提名名單——按照規定，這個名單要等該屆諾獎50年后才能公布，在輿論場上，最活躍的就是各種博彩網站。今年博彩公司NicerOdds開出的賠率榜單中，押注贏面最高的5位作家分別是法國小說家、詩人、電影導演米歇爾•維勒貝克，加拿大詩人安妮·卡森，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肯尼亞作家恩古齊·瓦·提安哥以及安妮·埃爾諾。《撒旦詩篇》的作者，印度裔、英美雙國籍作家薩爾曼·拉什迪此前因為8月12日在紐約演講時遭遇暴力襲擊，一直是輿論場中呼聲最高的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支持者包括法國哲學家貝爾納-亨利·萊維（Bernard-Henri Lévy）和《紐約客》主編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在另外一個版本的榜單中，本次文學獎候選人還包括中東女作家、美籍海地作家、東歐劇作家等等，烏克蘭作家謝爾希·扎丹也是熱門候選人之一。
大獎頒出前，在專欄作家阿歷克斯·史蒂芬（Alex Stephard）撰寫的預測文章《誰將贏得2022諾貝爾文學獎》中，安妮·埃爾諾僅僅被列在“博彩公司最喜歡的照片”一欄，文章對她不乏挖苦：“作為一名回憶錄作家，她可以被視為學院派的另類，但在自傳文學時代，一切都有可能”；“如果丘吉爾能靠他的自傳作品《如果我做了》贏得諾獎，埃爾諾肯定能因為她對自己過去的激烈挖掘而獲勝。”《大西洋月刊》則提到，近些年來自傳體文學逐漸受到大眾關注，卡爾·克瑙斯高、蕾切爾·卡斯克等擅長自傳體小說的作家聲名鵲起。埃爾諾可以說是這些自傳體小說的先驅。從這個角度來看，“自傳文學”標簽也許能夠幫助埃爾諾奪得桂冠。
塵埃落定，安妮·埃爾諾的獲獎被解讀為瑞典學院對美國墮胎法案修訂的回應，是一次“女性寫作的勝利”。畢竟，近年來，隨著安妮·埃爾諾在各種公開演講中對女性墮胎權利的支持，以及2021年9月，根據她自傳體小說改編的電影《正發生》獲得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她已經成為法國年輕女性崇拜的女性主義明星。諾貝爾文學獎自設立以來，其宗旨“獎勵在理想主義方向上創作出最杰出作品的人”雖然大體未變，但與社會思潮進行互動從來都是諾獎一個重要的考量方向。走好“文學性”與“政治性”、“歐洲性”與“世界性”之間的那根鋼絲繩，一直是諾獎的拿手好戲。相較于戰火正濃的俄烏沖突、宗教干涉言論自由等熱門議題，女性議題顯然既體現了“普世性”，又不至于顯得像一個“急于站隊”的毛頭小伙，最符合老歐洲的紳士作派。
至于安妮·埃爾諾本人，今年82歲的她，盡管屢屢被詬病作品的思想性大于文學性，但數十年來，在她的創作中，她從不同的角度，始終如一地審視了一個在性別、語言和階級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的生活，并顯示了一名女性在種種生活壓力之下的堅韌與勇氣。她的創作道路漫長而艱辛。
女性寫作的勝利
“我要記下來女性所遭遇的惡”。這是電影《正發生》中，女主角在經歷非法墮胎后的一句臺詞。眾所周知，《正發生》改編自安妮·埃爾諾的同名自傳體小說，在現實中，安妮·埃爾諾說：“我寫《正發生》是為了保存對數百萬女孩和婦女遭受的暴行的記憶。”
暴力（包括精神暴力）與創傷一直是安妮·埃爾諾作品的重要主題。出生于平民家庭，她自小就對社會階層差異十分敏感。在她的早期小說中，她生動地描寫過少年時代與出身中產家庭的女孩打交道時，在服飾、話題乃至口音上自己的種種自卑。瑞典文學院主席奧爾森（Anders Olsson）表示，埃爾諾的寫作“始終如一地從不同的角度審視著一種在性別、語言和階級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的生活”。
1940年，安妮·埃爾諾出生于法國諾曼底的伊韋托特小鎮，父母經營著一家雜貨店和一家咖啡館。她從小希望通過努力學習擺脫階層的限制，成年后，她進入魯昂大學，后來在中學教書。從1977年到2000年，她在國家遠程教育中心擔任教授并直至退休。
她的處女作是1974年在法國出版的《空壁櫥》（Les armoires vides，1974；Cleaned Out，1990），在這部作品中，她講述了自己的家鄉。她的第四本書《一個男人的地方》（La place，1983A Man's Place，1992）是她在文學上的突破，在短短的一百頁中，她為她的父親以及從根本上塑造他的整個社會環境描繪了一幅冷靜的肖像。這本書樹立了她介于現實和虛構之間的寫作風格，她的敘事非常中立，竭力將自我隱藏起來。1988年，她出版了《一個女人的故事》，以平實簡潔的語言描述了她母親的一生。2008年，埃爾諾的自傳《悠悠歲月》獲得了法國雷諾多獎，其英文版入圍2019年布克國際獎。1992年的《簡單激情》記述了安妮·埃爾諾與一名俄羅斯外交官的婚外情；《回憶》（《一個女孩的故事》）講述了一個青春期女孩殘酷的性遭遇，靈感亦來自于安妮·埃爾諾的自身經歷。
安妮·埃爾諾的小說是二戰后法國生活的迷人寫照，她的小說中充斥著大量精準的時代細節，女工們省吃儉用買《時尚》雜志、歐洲一臺的女天氣預報員被稱為“太陽夫人”、一種叫做“瑪麗花”的疥瘡藥等等。同時，她以外科醫生般的冷靜審視并剖析了自己個人經歷中的創傷的事件——比如她23歲的墮胎，她父母的死亡；或者青春期一次災難性的性接觸。
由于對個人經歷的挖掘，她曾被輕蔑地稱為“一個外省來的女老師”，“一個寫自己的女人”。
在接受BBC采訪時，安妮·埃爾諾的出版商雅克·泰斯塔（Jacques Testard）將她描述為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主義作家，他認為，“幾十年來，她一直在記錄20世紀和21世紀女性的感受”。他說：““安妮寫她的生活，并以某種方式了解它的真相……她寫了每一個發生在她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寫她關于愛的激情和欲望。”他認為，安妮·埃爾諾的《悠悠歲月》“發明了一種形式，對文學做了一些真正的新鮮嘗試；這是小說、自傳和非小說的交集”。泰斯塔指出，安妮·埃爾諾的寫作深受普魯斯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影響，她對時代和媒介的關系的認識則源于皮埃爾·布爾迪厄。
《衛報》編輯安基塔·查克拉博蒂指出，埃爾諾直面自己的欲望，以寫作來對抗女性被規訓的“恥感”，“她寫墮胎，但從不認為自己應該被羞辱。讀她的書可以徹底消解女性恥于談性、談欲望的觀念。”
瑞典文學院主席奧爾森說，埃爾諾克斯“顯然相信寫作的解放力量”：“她用直白的語言表達‘毫不妥協’的態度，文字干凈、簡潔。她以極大的勇氣和臨床醫生般的敏銳度揭示女性所經歷的痛苦，并取得了令人欽佩和持久的成就。”
用文字撕開社會的面紗
對安妮·埃爾諾文學性的質疑一直伴隨著她的寫作之路。比如本屆亦有人認為她的作品質量不如加拿大女作家安妮·卡森。但安妮·埃爾諾是“平淡寫作”的倡導者，這種寫作理念近似1950年代法國新小說以及羅蘭·巴特的“零度寫作”她的《空衣櫥》出版于1974年，比法國作家塞爾日·杜布羅夫斯基1977年創作自傳體小說要早三年?？梢哉f，安妮·埃爾諾才是“自傳體小說”“私寫作”的奠基人。此外，她的作品還有一個重要的維度：她的寫作總是在對抗社會與階級的不平等。她認為語言是“一把刀”，以此為武器，她撕開了社會幻相的面紗，讓讀者看到社會的真相。
在生活中，安妮·埃爾諾堅持巴黎文學界保持距離，她認為，這樣有助于她寫“自己真正想寫的書”。但她同時繼承了法國作家“政治介入”的文學傳統。盡管已80多歲，她從不吝于對社會事件發聲。她曾在法國“黃馬甲”罷工事件、新冠疫情期間批評馬克龍，也積極支持““#MeToo”運動。她曾說：“男性的霸權是絕望的。它非常慢，非常，非常慢！”
憑借諾獎的加持，安妮·埃爾諾在中國讀者心目中的地位一下從小眾冷門作家變成了炙手可熱的文學“頂流”，但其作品《一個女人的故事》早在2003年就曾以《一個女人》之名，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引進。其代表作《悠悠歲月》亦于2009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引進出版，并獲得了“21世紀2009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獎。”這部跨越60年的自傳體傳奇小說，融合了個人細節、歷史事實和社會學觀察，將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共冶一爐，讀來像在看一部紙上的《去年在馬里昂巴德》。安妮·埃爾諾本人亦曾于2000年和2006年兩次來華，與中國出版界和學界進行交流。202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將出版她的三部作品：《一個女人的故事》《一個女孩的回憶》《一個男人的位置》。
很多女性作家都曾從安妮的作品中獲得啟發和力量。一位法國女作家曾說，她寫作時，案頭就放著埃爾諾的作品：“她的成功表明女性作家有一席之地。人們總是拒絕承認個人經歷可以產生普遍的知識，安妮·埃爾諾的成功反駁了這種想法。”
2021年，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安妮·埃爾諾說：“我一直堅持不懈，女性需要更大的力量來寫作。”在這次采訪中，她說：“生命是巨大的，是無限可觀察的，一生還不足以告訴你一個一生。”
在《悠悠歲月》的中文版中，安妮·埃爾諾為中國讀者撰寫了《致中國讀者》。在文中她寫道：“我最大的希望是我的小說《悠悠歲月》——譯成你們的語言使我充滿喜悅——能使你們，中國朋友，接觸一種法國人的記憶……你們沉浸于這些你們也經歷過——也許不一樣——的歲月的時候，愿你們能感到，其實我們完全是在同一個世界上，時間同樣在無情地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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